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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笑嘻嘻地说，你伪造了我啊。
我对贺叔叔说：我爸爸投奔苏北解放区的时候，口袋里有张去美国的船票。误了那班船。四年前他的小姑给他写信，说要送他一张机票。他说那张机票不能再作废，给我女儿吧。他不想去美国，我想他去。我想要他把这里的事都停了：写作也好，生病也好。
非常家常的语气，贺叔叔仍是听出了意思：该是还清的时候了。你也好，他也好。该是给他些公道待遇的时候了。该是安慰他，平等地跟他做朋友的时候了。接纳他入访美代表团，仅仅让他感觉他没有白白误掉三十多年前那班船；三十多年，不是一笔笔从日历上白白勾销了。他该得到一个起码的名分：一个中国作家，尽管默默无闻。
我想贺叔叔从我嘻嘻哈哈的抱歉中断出找的真话。
你看，我们共和国的中国人经过三十多年，早已习惯去听那些没被嘴唇和舌头印制出的词句；那些真实言辞唇齿是无法亦无力铸造的，它们的锋利形状，精准意义全在你的听觉的接受力之外。
后来的事就全是“据说”了。
据说一天贺叔叔在他那副省氏待遇的小楼里接到一个电话，问他推荐的一位访美作家代表是否在文革中有“打、砸、抢”行为。贺叔叔说，文革嘛，不打不砸叫什么文革，哈哈哈。电话追问：听说他在批判斗争大会上跳上台，当众打了一位著名作家；听说他和那个著名作家一直关系密切。贺叔叔说：有这事？电话说：听说被打的著名作家就是你。
贺叔叔沉默一阵，咽下很重一口气和唾沫，一字一句说：没有的事。
电话坚持追查：你文革中没挨过打？不是打断你、一根手指。
贺叔叔说：打我的人不少。哪里记得清呢？
电话不依不饶：不是说你挨了你那朋友一耳光之后，差点儿自杀，就是裤带不够结实？
贺叔叔咬牙切齿，说：没有的事。
半年后我爸爸接到出国访问的通知。
兴奋了一阵，摸不着头脑了一阵，他新夫人开始拿着随信寄来的二百元“置装费”跑布料店，扯料子给我爸爸做出国行头。我爸爸有一天拽我一块去路灯下看老头们下棋：其实这已成了他惟一力所能及的体育活动。他对我似乎不经意地说：我不出国了。
我问为什么。
他看着一个老头“啪”地一声落下棋子，说：我有什么作品啊？一个人管自己叫作家总得有作品吧？
我说：谁比你写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