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八年，十二月。
许佛纶从上海回南京，庞鸾接她刚到家，暂住的公寓里电话就响个不停。
翘枝伸手接起来，只问了一句，庞鸾就说：“十有八九是赈灾委员会的，说什么了，是要嘉奖先生，还是委婉地要钱！”
秀凝讲她没有觉悟。
自三年前起绥远大旱，全国各地到处都是灾害，今年陕西尤盛。
南京政府组织了西北灾情视察团，抵达西安当天就在钟楼上电告全国，灾民如果再不得到重视和拯救，陕西将有灭绝人种之危险。
以视察团领头组织西安有名的记者和主笔成立通讯社，及时地向上海天津报馆拍电通报灾情，电文中详细交代“秋收毫无，麦多未种”
，“草丛中不时发见破烂衣服与零乱骸骨”
。
春后饿死的人先后相继，甚至绝户，尸体多到左邻右舍根本埋不过来，只好用泥将门窗糊上，以致“疫病流行，死亡枕藉”
。
九月里，仍旧大旱，连滨水的地方都积尘土尺许。
消息一经传出，民间救灾组织的援助甚多，想容除了向陕西赈灾委员会捐赠钱物，还在陕西以及热河一带办了教养局和贫民习艺所，收容逃荒而来的难民。
许佛纶返回到北平之后，同时向北平商会和上海全国总商会递交了申请，以求联合各位会董开办育婴堂，致力于救助因受灾而流离失所的幼童。
翘枝挂了电话：“是热河省主席公署受了南京政府的指派，月中为感谢义商对此次救助灾民做出的贡献，举办了表彰大会，请先生届时参加并代表发言。”
许佛纶已经上楼换衣服去了。
庞鸾给她收整行李，说：“先生以往都是不参加的，你何必又说出来让她不快活。”
这三年，许佛纶全国各地地跑，在平津一带的时间少之又少，更不会见昔日的故人。
翘枝沉默了会：“这次不一样，怕是请不到先生，电话是从康委员公署打出来的，翁秘书长说先生如果有空，可以给康委员回个电话。”
许佛纶趴在二楼的栏杆上，听她们说话。
民国十五年底，她离开北平时，悄无声息。
后来，康秉钦天南海北地找她，她始终避而不见，毕竟谁知道他是不是跟荣衍白串通好的。
直到去年六月，国民革命军入北平。
年底，东北方面军易帜。
康秉钦作为那位边防军军司令的心腹，仍旧手握重兵，被委任热河省委委员，公署立在承德，她曾拍电报以示庆贺。
今年新年后，他以军政顾问的身份到南京中央政府开会，街头偶遇，才算三年来头回见面。
虽说物是人非，但还算相谈甚欢。
算一算日子，也该到她回去的时候了。
可小姑娘们还在为她的遭遇鸣不平。
秀凝说：“先生为了什么出来的，三年倒还忍得，总不能天长日久地在外头混迹，先生今年二十五了，也该有个……”
家字没说出口，她收了声。
许佛纶踩着拖鞋慢悠悠地从楼上下来：“别老琢磨有的没的，人家姑娘十五都有家了，我这样的迟三年早三年，还有什么区别？”
庞鸾听出她话里的意思：“先生决定要回去了？”
她点头：“跑了上海这么多趟，给武内的两间厂子也没能讨回来，大伤元气，先回北平休养一阵儿。”
去哪里都不要紧，关键北平不还有位荣先生？
庞鸾欲言又止。
许佛纶夹了块糖放进茶杯里，笑着看她一眼：“这三年每逢白老先生冥寿，我哪一次缺席了，这么看着我做什么，你觉得我是畏惧他吗？”
三年来，荣衍白算作是对她不闻不问。
他从未有派人找过，连通电话，也不过是每年春节那么一两分钟，只怕普通的亲友，也不至于疏离到他们这样的程度。
更别提每年在天津为白老先生举行冥寿的典仪，三年，他们只碰过一面，点头致意，然后错身而过。
这次回去，如果常住，两个人岂不是更尴尬？
庞鸾怕说出来伤她的心，索性不吭声。
现实，比她想象的要更难以理解。
荣氏名下的承德矿场也在此次嘉奖的名单里，直到大会开始，庞鸾都没有见到荣衍白的身影。
许佛纶发言在第三个，很简短，不过一分钟。
庞鸾扶着她回到坐席里，趁机将会场扫了一眼，失望而归。
许佛纶摸出小镜子，看自己的口红，轻声问她：“你在找谁？”
她收起了心思。
大会之后一个钟头，是晚宴。
公署特地让出了一个带着池塘的小花园，容参会的人交谈散步。
参会的多是生意人，话里话外全是实业，当然，也少不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
有人在海外银行里不少的存款，因此忧心忡忡，是拿回来做生意还是搁在那里，不声不响等候危机过去，而不是惹麻烦上身。
毕竟国内的实业发展虽然稳定，但是战乱依旧不断。
这些话题在康秉钦出现后，渐渐地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家对热河省委的感激与致谢，并表示愿意献出绵薄之力与灾民共渡难关。
许佛纶的酒杯和康秉钦的碰过，酒未入口，就有好事者开口：“康委员和许先生也算是旧友重逢，当饮一大杯！”
参会的多数知道他们的旧闻，目光不时地扫过来，连交谈的声音都小了。
许佛纶倒不在意，举起杯子，笑一笑：“康委员？”
康秉钦笑着，俯身：“交杯？”
她挑挑眉，这个人倒是没有再理睬她的挑衅，转身和别人讲话。
似乎是为了弥补她的遗憾，康秉钦在离开后不久，翁庆瑜就折返，请她到办公室见面。
“你这样，算是假公济私？”
许佛纶上了楼，敲了敲他的办公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