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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和邻居又开始在夏日夜晚出现在我们的小院，一杯香茶，一块蛋糕，谈论政治或文化事务。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哈伊姆和汉娜·托伦，克洛赫玛尔夫妇，克洛赫玛尔夫妇在盖乌拉大街的小店重操旧业，修理玩偶，让秃头“泰迪熊”重新长出头发。雅考夫—大卫与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也是常客。（他们在儿子约尼被打死后，一连几个月面色苍白。阿布拉姆斯基先生甚至更加絮絮叨叨，而杰尔塔变得非常沉默寡言。）我父亲的父母，亚历山大爷爷和施罗密特奶奶有时也会来，温文尔雅，显示出敖德萨人的高傲。对于儿子所说的一切，亚历山大爷爷一概予以猛烈的驳回“咳，有什么呀”，轻蔑地摇摇脑袋，但是他从未有勇气向施罗密特奶奶表示异议。奶奶会在我腮帮子上湿乎乎地亲两下，立即用一块纸巾擦她的嘴唇，用另一块纸巾擦我的脸颊，朝妈妈准备的茶点，或是朝没有叠好的纸巾耸耸鼻子，或者是朝她儿子的西服外套耸耸鼻子，在她看来，儿子的外套俗不可耐，简直像东方人穿衣服那样没有品位：
“但是真的，罗尼亚，真便宜！你在什么地方找到的那衣服？在雅法的一家阿拉伯商店？”她看也没看我妈妈一眼，伤心地加了一句，“只有在最小的犹太小村子，没什么正经文化，你可以看见有人那么穿戴！”
他们会围坐在搬到院子里用作花园桌的一张黑色茶桌旁，异口同声赞赏凉爽的晚风，边品茶和蛋糕，边分析斯大林近来的行动或者杜鲁门总统的坚决果敢，讨论不列颠帝国的衰落或者印度分治问题，谈话由此转到年轻国家的政治形势上，变得更加活跃了。斯塔施克抬高声音，而阿布拉姆斯基使劲地摆手，用高亢的《圣经》希伯来语取笑他。斯塔施克对基布兹和新型的集体农场坚信不疑，主张政府应该把所有的新移民都送到那里，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一下船就直接送过去，彻底治愈他们的大流散心态及其受迫害情结。正是在那里，田间的艰苦劳作，铸造了新型的希伯来人。
对以色列劳工组织领导层布尔什维克实行专断，不拥有他们的红卡不得工作，父亲深表不平。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胆怯地提出这样的观点，尽管本—古里安有种种错误，但他也是时代英雄：当心胸狭隘的党政仆人有可能受阻，错过建国的适时时机时，苍天有眼把本—古里安派给我们。“是我们的年轻人！”亚历山大爷爷大叫，“是我们的年轻人，给我们赢得了胜利和奇迹！根本不是本—古里安！是年轻人！”爷爷说着朝我弯过身子，心不在焉地拍了我两三下，仿佛在犒劳年轻一代赢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