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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五的晚上，费玛来了灵感，他说了一个故事为大家助兴。故事说的是在“六日战争”期间，他被征召上前线去服预备役，他同一位画家和两位大学教授被抛在阿尔诺纳区边上一座光秃秃的山顶上。军方发给他们一副双筒望远镜和一部野战电话，并告诉他们不能睡着了。在相邻的那座山上，一些约旦士兵正在架设迫击炮和一顶机枪。他们从容不迫地做着这一切，就像军营里的童子军。他们准备就绪了，就趴下来，向费玛和他的伙伴们开火。“你们能猜到，”费玛问，“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吗?不，不是逃跑。也不想开火还击。不。干脆给警察局打电话，向他们告发这里有一群疯子正在朝我们射击。尽管他们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知道我们这座山上有人。他们把我看成什么人了?朋友还是熟人?我诱奸过他们的老婆吗?他们到底对我有些什么了解呢?我得叫警察赶快到这里来把他们修理一下。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国土报》上有条新闻，似乎暗示着政府立场稍稍有了一些缓和。是一种标志政府方面愿意重新思考官方路线中至少一个要素的信号。费玛从中看出对他关于小型运动理论的一种认证。因此，他将革命委员会召集到茨维卡在斯科普斯山校区[1]的讨论课教室，在早晨开一个短会。他宣布，他已经改变了主意，决定推迟飞赴突尼斯的计划。和平进程这次绝不会按贝京和萨达特[2]的风格以歌剧序曲的形式开始，而是一开头就要求双方都做出一些小姿态，这样或许能渐渐打破仇恨与愤怒的障碍。或许能够触动情感缓释的第一阵震颤。是乔伊斯的涟漪，不是莎士比亚的碎浪。不是剧烈变革，而是向性运动。建议的议事日程安排如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意帮助解救在埃塞俄比亚的其他犹太人。要么是也门的。我们给他们的突尼斯总部写封感谢信，借此在僵局上打开一条裂口。茨维希望美国方面来施加压力，这是错误的。尤里·格芬坚持认为形势在有所改善之前必定会进一步恶化，这种观点也绝对是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表明，温和的左派虽然不说，但都倾向消极坐等，指望现实在将来会发生变化，而不愿站起来干点事情。哪怕是有限的事情也好。
他突然觉得非常渴望尤里站在眼前：他宽阔的双肩，他讲的笑话，他深沉亲切的笑声，他那年轻领袖的风度，他还有个庄稼汉式的习惯，就是搂着你的双肩，朝你的肚皮就是一拳，一边说着：过来，你这个萨尔曼·拉什迪[3]，你最近都躲到哪儿去了?然后，他偷偷摸摸地擤擤鼻子，又引人注目地将鼻子挤上一挤。你上一次换衬衫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