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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经营，也不是官僚机构所能比拟的。从光绪八年（1882）三月初一日起，短短两年间，8万两的初始资本膨胀了10倍，到了光绪二十五年（1899），资本总额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20万元。
经营情况好了，股票自然水涨船高。刚开始每股100元面值的原始股最高时涨到160元，每股一般可派发红利20余元，最高时每股红利居然涨到35元以上，投资商们自然个个赚得喜笑颜开了。
当时电报局实行的是“学堂与电局相表里”之制度，进入电报学堂就学的学生，自动就担任电报局的电报生。他们的薪水分为4等12级，要想薪水提一个档次，就要通过考试进入更高一级。考试共分10项业务，每项业务20学分，最终的薪水是根据考试所获得的学分来确定的。这就好比当年的大学生毕业包分配，而且电报局的薪水又颇为丰厚，自然吸引了不少人趋之若鹜。社会上也把电报与银行、铁路、海关等其他3门职业一同称为“金饭碗”。
股东们和职员们虽然高兴了，老百姓和当官的却都郁闷了。
先从百姓这边说起吧，中国电报局在晚清时期的派头很大，早期各地电报局皆为官办官用，门前都竖有“虎头牌”，上面还横着用馆阁体大字写着：“非传政令不得入内”，有近于“肃静”、“回避”等衙门大牌。所以老百姓们都敬畏地把它们称之为电报衙门。后来电报局逐渐转为民用，百姓们用得多了，敬畏之心日减，不满倒是与日俱增。不满的方面主要有两个，一曰贵，一曰烦。
贵，是不用说的，据时人笔记记载，从天津发往通州的电报每个字的发报费用是银元1角。这银元1角在当时能买多少东西呢？可以买16斤大米或30个鸡蛋，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大概值50多块钱。换句话说，假如您发一封10个字的电报，就要掏500块钱——天津到通州才几步路啊，要是发封跨洋电报，只怕一个月工资就全折进去了。
所以民间的商人和普通百姓，都曾多次呼吁电报能够降价，但毕竟这玩意是绝对的垄断经营，民间呼声虽高，终究也是白搭。
如果说光是贵，服务态度能好一点，也算心里边稍微有点安慰。可是不然，那时候可不提倡人性化服务。当时的电报局，是不给私人提供译码服务的。还是刚才那个比方，假如读者大人您要在光绪年间发一封私人电报，就需要先到当地电报局或者书店去买一本译码本，把您的电报按字翻译成电报码，再跑到电报局去交给发报员，发报员按照你翻译的编码发给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