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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嗜好崇高，而妈妈则沉醉于渴望与精神尽兴。我父亲热切崇拜亚伯拉罕·林肯，崇拜路易士·巴斯德，还崇拜丘吉尔的演说，“鲜血、汗水和泪水”，“从来也不欠这么多”，“我们在陆上和他们作战”注。妈妈脸上露出拉海尔诗中所描绘的那种温柔微笑，“我不向你歌唱我的土地，或用英雄主义壮举来赞美你的盛名，只是脚踏实地……”我父亲，站在厨房的洗涤槽旁，突然出其不意、激情澎湃地朗诵起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人将会崛起/将会打碎铁锁链/一双双明亮的眼！”有时也会朗诵杰伯廷斯基的诗：“……约塔帕塔注，马萨达/还有征服了的贝塔注/将会有力而辉煌地再度崛起！/啊，希伯来人——无论穷人，/奴隶，还是流浪者/你是天生的王子/头戴大卫的王冠。”精气神十足时，父亲会用某种令死者胆寒的不堪入耳的声音怒吼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句：“啊，我的国家，我的土地，山石覆盖的高地！”直至妈妈提醒他住在旁边的伦伯格或其他邻居布赫夫斯基和罗森多夫两对夫妇一定听到了他的朗诵，正在笑他，父亲才局促不安地停下来，好像偷糖吃似的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
至于我妈妈，她喜欢整个晚上坐在伪装成沙发的床上，两只赤脚蜷在身下，低头看膝盖上的一本书，在屠格涅夫、契诃夫、伊瓦什凯维奇注、安德烈·莫洛亚和格涅辛故事中的秋日花园小径上几个小时流连忘返。
我父母在19世纪直接来到耶路撒冷。我父亲在成长过程中主要接触的是歌剧般的浪漫主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渴望战争的浪漫主义（民族初期，狂飙突进），其杏仁蛋白奶糖的顶端撒了一层粉末，像香槟飞溅，带有某种尼采似的男子汉的疯狂。而我妈妈却靠其他浪漫主义准则生存，它带有内省、忧郁，又有点孤独，沉湎于令人心碎、感情深切的弃儿的痛苦中，充满了世纪末颓废派艺术中那种朦胧的秋天气息。
我们的居住区凯里姆亚伯拉罕，出没着沿街叫卖的小贩、店主、地位卑微的经纪人、卖小商品的，以及意第绪语主义者，出没着拖着哭腔唱颂的虔敬派教徒，出没着离开家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偏执的世界改革家，没有人对这里感到满意。我们家总有一种搬到好一点的比较有文化的街区居住的梦想，比如说哈凯里姆区，或者克里亚特施莫埃拉区，倘若不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拉哈维亚，不是马上就搬，而是有朝一日，在将来，当具备了可能性，当我们有了一些积蓄，当孩子长大一点，当父亲设法立足于学术界，当妈妈有了固定教职，当环境好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