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的冬天，中国的北方土地被分割得七零八落，形成了日占区、白区、红色根据地以及军阀割据并存的局面。红色根据地是在延安，陕西省的北面，那是一个贫困落后的地方，浑浊的黄河水，滔滔缓流，切割出了黄土高坡上的沟沟壑壑，可是，在宋玉花的心目中，那里是金子堆出来一般的宝地。

即使身为一个党员，宋玉花还是不能直接奔向延安。她要先到西安，西安属于白区，还是蒋介石的地盘，但是对于任何想进入延安的左翼人士来说，这里是一个中转站。宋玉花孤身一人来到这里，身上没有可证明她身份的书面介绍信，她知道，在被接受之前，她有可能需要在八路军联络处停留数周，接受审查。北方的组织非常严密，那里是军事中心，不同于上海，上海的组织其实不过是宣传机构。直到现在，她才想到，也许在她出来之前，应该接受陈鑫的建议，请他写信介绍自己的身份。

的士从驳杂错落的建筑群前面驶过，她叫司机不要停，因为她看见了前方有一个庙，在连成一片的低矮院落中非常显眼。“去那里。”她对司机说，一只手轻轻地触碰了一下缝在衣服里面的一个小包，那里有二十七颗钻石，她一路从上海带了出来，这些贵重的石头，成了她的一个负担，她不想带着它们去找八路军。

关于这些石头，她对谁也没说起过，但是最让她心里不安的是，她瞒过了托马斯，不过，那也只是现在。她知道，会有一天，她会拿出这个小包包给他看。可眼下，她得先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它藏起来。

到了庙前，她拿上行李，下了车。寒风中，她在这个陌生城市的小街上慢慢地走着，路两旁，是沿街院落的外墙，光秃秃的毫无特征。附近也没有类似公园这样的地方，她或者可以把小布袋藏到岩石下面。

她走进了庙里，对着佛像，双手合十，心里在思忖着。庙里没有别的香客，一个穿着烟灰粗棉长袍的光头僧人在一边看着她，她往一个瓷罐里投了几个铜板，和尚的脸上露出了微微的喜色。她取过一炷香，点上，跪在蒲团上拜了下去，她需要一个答案。

“女施主，”待她立起身来，僧人上前，浅浅一揖，“你看上去面有倦容，如若需要地方休息，那边有个小房间，请随意。”说着，他微微一点头，离开了。

她感激地道了谢，庙里很冷，但高高的围墙挡住了寒冬的朔风。她走向了大殿一侧的小耳房，房间里空空荡荡，只有一个蒲团供香客打坐歇息。从一扇很小的窗子望出去，是杂草丛生的后院。她看到，草地上立着好几个石碑，显得后院拥挤逼仄，这些石碑看上去很古老，上面刻满了字，字迹已经斑驳。她心里默默数了数，共有十来块石碑，石碑群的中间，是一棵枝干扭曲多瘤的老树，老树的枝丫光秃秃的，没有一片叶子，在二月的寒冷中肃杀着。小院的围墙很高，挡住了外面的视线。这里，会是她的避风港吗？如果她想退缩，这里的门会向她打开吗？她不想彻底跨过八路军的那道门槛，除非能留出一条退路，让她能够回到托马斯的身边。她出去绕到后院，在斑驳的墙面上寻找松动的砖块。

半个小时后，她回到了街上，一身轻松。她终于卸下了负担，那个装着几颗冰冷的石头的小布包，藏在贴身的衣衫里，烫得仿佛能灼出一个洞。这个小布包终于有了去处，她感到自由，轻快。现在，和任何一位共产主义信仰者一样，她也能够毫无负担地迈着轻松的步履，走进八路军联络处了。

当她走进联络处的时候，她以为时光倒流了。这里是一间简陋的平房小间，窗户上没有玻璃，糊着一层发白的宣纸，外面的阳光，经过过滤，照进房间里，变成了一种模糊的乳白。一张粗鄙的木头桌上，有一部手摇式电话，使它有别于普通的民居。房间里还有几个人，都穿着肥大的裤子，上衣也同样是松松垮垮的，腰间都系了一根宽宽的皮带。

她自己穿着一条简洁的长裙，低帮靴子，外面套了一件御寒的棉衣。就这一身衣服，还是她精心挑选过的，尽量显得朴实无华，是她心目中无产阶级的模样。可是，她往那儿一站，还是流露出一种不经意的富贵之气，引得别人都朝她看。

在那张木头桌子的后面，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她身材敦实，灰白的头发剪得很短，像一顶帽子一样扣在头上，她递给宋玉花一张表格，让她填写。宋玉花伸手取过一支钢笔，在墨水里蘸了一下，一落笔，劣质的笔尖就把薄得透明的表格扎出一个洞。她扫视了一下表格，小心翼翼地填写起来。表格的内容很简单，她很快就填上了自己的姓名籍贯等基本信息，以及宣誓加入上海分部的过程。除此之外，没有地方可以填写其他内容，她就在表格下方的空白处说明了一下自己的英语特长，然后交还给那个老女人。那个女人面无表情地在表格上盖了一个章，然后点点头表示收下了她的表格。

没有任何人问起她有什么技能，第二天，连给她指派临时任务的负责人也没问。结果，她被分配到洗衣房工作，给部队领导们洗被单和军装。她自己的衣裤都是拿到渭河边去洗的，那是黄河的一条支流，河水浑浊得像泥浆。她就在河边的石头上，搓揉她的衣服。她的手上起了水泡，开了口子，一夜下来，还没愈合，第二天又裂开了。她以前没有做过这些粗活，但她不在乎，也不在乎给领导的衣服上浆熨烫。

然而，夜晚却是最难的。只要一躺到她的单人床上，盖上毯子，她就会开始做自己的梦。闭上眼睛，他就来到了她身边，每一个夜晚，他们都在一起，他在她的心里长大，充满了她的全身心。她愿意这样半睡半醒的时间停留得长一些，和他多待一会儿，然后才渐渐在黑暗中沉睡。当白天来临，他就褪去了，那是她甜蜜的秘密。

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想他的那种方式，就像在杜月笙身边时，想着她的革命事业，她的党。那些埋藏在心底的秘密，是她的私密空间，是她的另一个世界。抬头看看四周，身边也不乏年轻的男子，他们和她一样，也是刚刚来到这里，参加革命。但是，没有人对她有任何吸引力，她自己的隐秘世界更加美好。

她把头发剪短了，剪成和这里的女性一样的发型，齐耳根的短发，这对于她来说，几乎是一次对自我的挑战。在这里，她的脸也第一次晒黑了，没多久，刚烈的北风把她的皮肤吹得干裂发红，摸上去会疼。这里的年轻女孩都喜欢扎上皮带，把腰勒得紧紧的，但是她不喜欢那样，她的上衣总是松松垮垮的，头发也不像别的女孩那样剪得齐刷刷的。

晚上，她会去夜校上课，这些课是为新来的人开的。起先，她对这些课程充满期待，终于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共产党的理论了。可是，去上了课才发现，在课堂上，她被问得最多的是关于上海。几乎每个学员都认为上海是个没有根的城市，居住着来自于别处的人们，他们根本都是异乡人，没有归属感的人。其实，事实并不如此，绝大多数的上海人，包括富有的阶层，在情感上依然和自己的家乡相连，他们会经常回乡探亲，扫墓，祭拜祖祠。这些学员还认为上海是一只大染缸，精神的染缸，一旦进入其中，跳进黄浦江也洗不干净。这些都是对上海的传统成见，而在这个课堂上，她就是上海的代表，所以，她学会了尽量少说话。但是，这么陈旧的观点，让宋玉花意识到，他们并不比杜月笙或者蒋介石高明到哪里去，只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而已。

在其他方面，这里是进步开放的，真诚地欢迎着向往革命的年轻人。在这里，她被接受了，有了一份工作，虽然只是分配在洗衣房工作，但这是她第一次能够自食其力。她发现，和她同住一个宿舍的其他女孩也都心怀感激，她们比她年轻，和她不同的是，她们没受过多少教育。这些女孩都是刚刚参加革命，以前没接触过进步组织。相处下来，她还发现这些女孩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她们都是为了逃离原来的生活才来到了这里。一个女孩是为了逃避包办的婚姻，另一个女孩是为了躲开婆婆的虐待，还有一个女孩是因为老家被日本人占领了。她们未必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但这里是她们暂时躲避的地方，在这里她们获得了自由。她们所有人，包括宋玉花在内，都在这里找到了栖身之处。

早春的一天，听到外面传来一阵欢闹的声音，她赶忙冲出洗衣房，跑出去看个究竟。她先是听到了嘹亮的歌声，接着，看见了一队学生模样的孩子，大约有二三十个男孩和女孩，戴着鲜艳的头巾，背着帆布背包，唱着节奏鲜明的进行曲，大踏步地从远处走来。

“他们是一路从重庆走过来的。”站在她身边的女孩子说道，一边用一块手帕擦干双手。

宋玉花吃了一惊：“那起码有一千里。”

“所以有足够的时间练习啊。”女孩咯咯地笑着。

这些孩子，唱着歌，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向前迈步，在宋玉花的眼里，仿佛是一群天使，纯洁而热情，高高飞扬。那一刻，她的心中涌起了一股崇高感，这种感觉，因为眼前的这些少男少女，变得非常真实，它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念，那一刻，连托马斯都被她暂时放到了一边。

回洗衣房的路上，宋玉花步履轻快，心里充满喜悦。她兴冲冲地走着，差点撞在她的小组长身上，小组长正站在她面前，递给她一个信封，说：“这是给你的下一步指令。”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但愿是让我去延安，去真正的红色中心。撕开信封的时候，她的手指，因为激动，微微地颤抖着。可是，当她的眼睛落到信纸上的那一刻，大脑仿佛停滞了：“陈炉村？”

“你首先需要向农民学习。”他说道。

托马斯的小公寓房租预付到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再下去，他就不能在那里住了。那架钢琴也只好留在那里了，因为他付不起昂贵的搬运费。当他最后一次抚摸那些琴键，然后放下琴盖的时候，心里难过得如同截去了一条胳膊，一条腿。他的生命中，总有一台钢琴在等待着他，静静地等待在花朵图案的地毯上。即使在他来到人世之前，这台钢琴已经在等着他，而现在，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将不得不过起没有钢琴的生活。

就像他不得不过起没有她的生活，他心里一直明白，她总是会去北方的，在床边那只收拾整齐的行李箱上，他已经看到了这个结局。可是，她的离去依然在他的心里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洞，无法弥补的空洞。

幸好，还有别的事要操心，他得马上找到一个便宜的住处，这是个实实在在的焦虑，因为宋玉花离开带来的悲伤，暂时被这个焦虑冲淡了一些。他埋头在《上海泰晤士报》上翻找，终于落实了一间小小的亭子间，那是一个不到十平米的小阁楼，没有玻璃窗，只是天花板上开出一扇很小的老虎窗。

早在一年前，他就听说过亭子间了，那是他在上海的第一个冬天。正月里，他和林鸣在散步时遇见了一位熟人，林鸣和熟人寒暄了起来。

“他说什么？”和熟人告别后，他问林鸣。

“他说：‘但愿你今年也当上二房东。’这也算是新年的祝福吧，哈哈。”

“什么是当二房东？”

“那是现在大家都很乐意做的事儿。如果有机会从房东那里签下租房合同，把房子捣鼓一下，再分租给别人，从中可以获得可观的收入。通常情况下，二房东和妻子儿女们自己一家人住在最大的那个房间，可能是主卧室，或者是连着厨房的主厅。屋子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分租出去，包括小阁楼，我们叫亭子间，那是整个屋子里最便宜的。”

托马斯的新家在一条弄堂的深处，靠近绿树成荫的巨福路[28]。他的亭子间在厨房的正上方，二房东老黄一家四口住在主厅，和托马斯共用厨房，托马斯的房租里包括了一顿晚饭，这顿黄家姆妈做的饭，托马斯每天和二房东一家坐在一起吃。和上次租那间小公寓一样，这次托马斯也拿出了很大的一笔钱，提前预付了好几个月的房租加餐费。这样，起码他有了自己的住处，和每天一顿饭，聊以维持生活，他想好了，就这里等待宋玉花。

住处有了着落后，托马斯就开始到处找工作，早饭和中饭就在路边的小摊上解决。他喜欢上海牛肉汤面，端在手里，热乎乎的，里面有菜有肉。他还喜欢生煎包，喜欢巨大的锅盖揭开的那一刻，生煎包在平底锅里烤得香喷喷的，这香味伴随着芝麻香、葱香、肉香散开来，冬天的早上，蒸汽裹着香味罩住了他，让他心里特别踏实。每个礼拜，他都会抽出一天，穿上闲置的西服，走到雷都的卡萨诺瓦，去看望阿隆佐和查尔斯兄弟。他会先在那里听一会儿他们的演奏，等到演出完毕，就和他们坐下来聊聊天，那是他这段时间里最轻松愉快的时光。

可是，他身上的钱越来越少了，就算用最平民化的小吃来填饱肚子，也挡不住每天的小钱只出不进。每个礼拜三，他还会花几个铜板，买一份《上海泰晤士报》，这天的招聘版会更新。可是，上海的夜总会还在正常营业的已经没几个了，能给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机会的，更是所剩无几。

而沪西愚园路、极司非尔路[29]和大西路[30]之间的歹土区域，经常发生暗杀等恐怖活动，又充斥着赌博、卖淫和吸毒等犯罪行为，托马斯是不予考虑的。日本人取缔了多处剧院、舞厅、夜总会，就和他们对皇家剧院的做法一样，逼得外国乐手离开各自的乐队，进入他们把持的俱乐部。在俱乐部的底层，他们摆上赌桌和老虎机，那里永远拥挤着赌红了眼的赌徒，卫兵端着枪在人群中穿梭巡逻。俱乐部的其他房间都被改造成用帘子隔开的鸦片间，或者是卖淫的处所。每次经过远东和华都这类中档俱乐部，托马斯都会被升腾的浓烟和甜腻的香味呛到。即使在Hollywood这种顶级的俱乐部里，空气中也充满了这种令人昏昏沉沉的味道。巨大的穹顶下，日日夜夜都有近一万个中国人在那里吞云吐雾，门口停着黄包车和轿车，挤得路都走不过。可是，真正的音乐却无容身之处。

城里的其他地方也不太平，虽然战斗已经结束，但是在抗日力量和日军及汉奸之间的对抗从来没有停止过，报纸以及杂志社爆炸枪杀事件也时有所闻，任何一方的人员，都有可能随时招来杀身之祸。一天，托马斯从薛华立路[31]走过，看见一群人围着一根电线杆指指点点，他凑近一看，吓了一大跳。电线杆上挂着一个人头，眼睛还睁得大大的，十分恐怖，这颗头颅，正对着法租界警察署，摆明了根本没有把警察放在眼里。头颅下面，还贴了一张告示，他看不懂上面写的字，听人说，上面写着：看看吧，这就是抗日的下场。后来才知道，被砍头的人是一位社会新闻报纸的编辑，受理调查这起凶杀案的警察收到了恫吓信，信里塞着一截剁下来的手指头。不久，更多的头颅开始在法租界各处出现，都附有警告信。虽然情势如此不堪，可托马斯还是要出门，他需要一份工作，否则就要饿死了。

他试着找过很多工作，剧院的伴奏管弦乐队、电影配音乐队和录音棚找工作他都试过，连报纸上登载的排演和陪练工作，他也去应试了，他没有放弃任何一个需要弹钢琴的机会。但是，每次前去应聘时，他都发现挤满了闻讯而来的应聘者，很多人都是高手，和他一样受过古典音乐教育，这些人中，大部分都是犹太人。

一次，他坐在一张长凳上，等待着面试。坐在他边上的就是一位犹太人，他自我介绍说名字叫尤金.希尔曼，来自于维也纳。“我们是乘坐‘劳埃德.特雷斯蒂诺’号邮轮，从热那亚过来的，”希尔曼告诉他，“整整一个月，我们都不能离开邮轮。其他游客都上下自由，无论他们是来自于孟买、新加坡、马尼拉，还是来自于香港，可我们犹太人不能离开轮船，几个小时都不行，没有一个国家肯让我们上岸，更不要说接收我们了。”

“除了上海。”托马斯说道。

“对，感谢上帝！虽然德国人只允许我们随身带走两百马克，可我们总算来到了这里。”这时，轮到希尔曼接受面试了，他走进里间，按要求弹奏了一段钢琴曲。

坐在外面的托马斯，仔细地听着。希尔曼的弹奏，音色明亮，手法娴熟，看得出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不愧是来自于音乐之都的人啊！托马斯心里赞叹着。他的读谱能力也很强，胸有成竹地看着乐谱，弹奏了两支指定的曲子。然而，他出来的时候，却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那张线条柔和的娃娃脸，现在也拉长了，蒙上了一层灰色。

“真的没有录用你？”托马斯说道，“可你弹得很棒啊！”

“你看看他们有多少人可以挑选吧。”希尔曼说着，伸手指了指那排着长队的钢琴家们。他沮丧地瘫坐在椅子上，即使穿着外套，托马斯也能看出，他的胸口瘪了进去，脸颊上皮肤显得很松弛，直觉告诉他，这个男人正在忍饥挨饿。

“托马斯.格林？”叫到他了。

他站起了身，进去之前，在尤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下一次，你会有好运的，”他说道，“你弹得很漂亮。”

可是，托马斯也没有好运，他弹完之后，他们就把他的名字从候选人名单上划掉了。

令他吃惊的是，尤金还在外面等着他。“你也没戏？”他在托马斯的脸上寻找答案，“哈，他们要找的是上帝，而不是人。”他站了起来，掸了掸外套。托马斯看到，他的外套已经很旧了，上面还有补丁。他刚来的时候，也是穿着这么寒酸的衣服的，可他现在身上穿着的西服是定制的，用了最上乘的布料，不过，这几套行头现在都没有用武之地了。

他们走出大楼，沿着浙江路，往大上海饭店方向走去。“跟我来吧，尤金，我知道离这儿不远有个很不错的小吃摊，那里的牛肉面很不错，我还有几个铜板，我请你。”

“真的吗？我可不想……”

“来吧。”托马斯亲热地拍了拍他的背，他带着尤金往北走到台湾路[32]上，在两座楼房之间的转角处，有一个热气腾腾的街边小吃摊，蒸汽裹着香味在空气中弥漫，几张小桌子边坐满了食客，埋头呼噜噜地吃着面条。“坐下吧。”托马斯说道，“吃了这碗面就舒服了。”

宋玉花接到指令前往陈炉村，跟农民学习。那里的农民，其实都是烧瓷匠人，陈炉的村民除了在田野山坡里耕种之外，几乎每个人都会做瓷器活。连村民的屋舍，也会采用废弃的瓷器，作为建筑材料。和别的地方不同，这些普通村民的房子，非常有陶瓷之村的特色，既有用整只的次品废品垒起来砌成外墙，也有将敲碎打破的瓷片掺杂在泥土里，有些房子甚至就做成瓦窑的形状。人们告诉她，冬天去陈炉村是幸运的，瓦窑一烧起来，整个村子到处都热腾腾的。在苦寒的北方冬天里，她这个从南方去的姑娘，日子就不会那么难过了。听了这些话，她试图装出情绪很高的样子，可她心里一直嘀咕：这可不是我来北方的目的啊，我向往的是去革命圣地延安。

和那群从郑州来的学生一起，坐上一辆叮当乱响的平板卡车，在土路上颠簸震颤，宋玉花一直在提醒自己，自己是来学习的，要虚心接受教育，要不断进步。这些学生青春洋溢的欢乐情绪，让她对自己的失望和抵触感到惭愧。再说，他们这次去陈炉村，也是有任务的，前一年的秋天，大雨造成滑坡，毁坏了大片耕地，他们这次就是去整地修复。

当小村庄进入他们的视野时，连绵不断的山坡上，缕缕青烟从瓦窑上升起，消散在灰蒙蒙的空中。那时，冬天的太阳正在坠落，渐渐地快要沉没在山后，空气中的寒冷越来越重。继而，饥饿席卷了他们，他们缩在卡车上，又冷又饿。卡车从村民的院落前经过，那些挂在门口的一串串包谷，还有地上成堆的大豆马铃薯等等农作物，都引逗着他们的食欲。在渐渐降临的暮色里，他们脸上的飞扬神采也渐渐退去。卡车在一个半山坡上停下，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两眼窑洞，车上的人陆续下去后，卡车就开着跑了，他们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进了寒冷。这两个窑洞，一个供男生住，另一个供女生住。在这个时分，洞里和洞外几乎一样寒冷而黑暗。不过，他们很快就烧热了土炕，煮上了干玉米[精][查]子，一会儿他们就能吃上简单的玉米糊糊了。明天，他们可以去跟老乡要点蔬菜，要点油和盐，或许还能要到一些猪肉。夜里，女生们挤成一排睡觉，宋玉花右侧卧着，夹在这么多年轻的身体中间，她感到温暖而安全。当她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听到有人在唱歌。

几天下来，宋玉花就发现一起来的男生中，没有一个人能让她感兴趣，产生多了解一点的欲望。不过，有这种心思，多少还是让她有点为自己感到惭愧。等时间到了，她还是要回到托马斯身边的，只是现在她要学着做一回农民。

她喜欢上了这个叫陈炉的村子，喜欢红彤彤的太阳从黄土坡后升起，仿佛是被清晨公鸡的啼鸣托起来的；喜欢那些朴实的老匠人，看见他们帮着整好了他家的稻田之后，流露出手足无措的感激；她也喜欢夜晚在窑洞里，感受和女生们挤在一起的温暖；她还喜欢学生们被跳跃的篝火映亮的脸庞，兴高采烈地唱着刚刚学会的歌曲，他们总是在合唱，所有的歌声都是关于“我们”，我们要一起向前进。她知道，他们唱的是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那是一个影片的插曲，在夜上海时代由上海电通公司拍摄的，左翼音乐家聂耳作的曲。第一次真正完整地听到这首歌，却是在陈炉村的日子里，当她和大家一起，一边劳动，一边唱歌。在每天挥铲挖土的艰苦劳动中，她理解了这首代表这场革命运动精神的歌曲。从小，她受钢琴老师的启蒙，认识了西方的音乐，所以，当她听到托马斯的琴声，就陶醉在他的琴声之中。她向来偏爱西方的音乐，从上海来到北方后，她有意识地隐藏了自己的喜好。可是，在陈炉村，当她和怀有共同理想和抱负的年轻人们一起，在田野里放声歌唱时，她感觉音乐又回到了她的身上，但是以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她不再是低声吟唱，而是放开歌喉，声音高昂嘹亮。歌声在黄土地上飘得很远，大家都喜欢她的歌，她知道，这样的歌声，托马斯也会喜欢的。每当伙伴们夸她唱得好，她都很感激托马斯，她永远都不会忘记，在那一天，是托马斯为她定准了音调。很多个夜晚，当她躺在北方的床上，思念着托马斯的时候，她都会想起那一天。

在陈炉村的最后一个礼拜，一天，在地里劳作时，小组长朱洪明挨挨蹭蹭地靠近了她。在这群年轻人里面，他算是个领导，她看见，当别人服从他的命令时，他会显得很得意。“我一直在注意你，小妹妹，你很有才华。”

虽然宋玉花没有多少和男人交往的经验，可这句话还是让她感觉到很不舒服，出于礼貌，她挤出了一声谢谢。

她的隐忍，被他误认为谦虚，他又接着说：“我说的是实话，你的政治见解显示了你的智慧。”

她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自从来到这里，她的口中还没有说出过一句政治见解。在北方，她没有花多少时间就懂得了一个道理，少说话是最安全的，尤其是在干活的时候，埋头苦干最好，不要引人注目。

“我可以帮你一把的，”他把脸凑了过来，那张脸上都是青春痘，有几个被他挤出了血，“我认得人。”他碰了碰她的腿。

她一缩，退了一步。

“我认识很多延安的重要人物，高层的人物，我可以帮你开路……”他的手又伸了过来，“也可以给你挡道。”

她一把抓紧了铁锹，横在身前，挡开了那只肮脏的手，那只手赶紧缩了回去。他怎么敢用这么居高临下的口气和她说话？他还是个小孩子，可能都没有二十一岁吧，而她已经是个二十四岁的大姐了。她被父亲卖过，被杜月笙买过，如今她获得重生，现在，这个愣头青居然敢来调戏她。“甭想。”她啐道，拿上铁锹走开，去了另一垄田。这件事，促使她想也没有多想，就在回到西安后的第一天，提笔给陈鑫写了一封信。她已经决定了：在外面，不能只靠她自己。

到了五月，托马斯的口袋里，只剩下最后几个铜板了。除了和黄家一起吃的那顿晚饭之外，他只允许自己每天吃一点点东西，有时是一碗汤面，有时是一只包子。他继续在报纸和杂志上搜寻招聘的广告，每一个应试的机会都不放过，可是还是一无所获。现在他都没机会练琴了，除了在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去面试，他连碰一下钢琴的机会都没有。可是依然毫无转机，他终于花光了最后一文钱。大多数的时间，他都在街上游荡，或者关在自己的小亭子间里。他也减少了去找老朋友的次数，不想给阿隆佐和惠子添麻烦。

现在，楼下黄家姆妈成了他的时钟，听到她的一举一动，提醒着他自己还活着。黄家姆妈早上起来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做早饭，而是出门买早点。她总是会去那家麻球店，买回来油条、豆浆、粢饭团和麻球。那是上海人最典型的早饭，房东一家人每天早上都吃这些。黄家姆妈曾经告诉他，这是上海人家早餐的四大金刚，有时他会出神地看着他们，看这一家和和美美地在一起吃早饭。黄家姆妈总是去买新鲜的食物，她一整天都在进进出出，不停地为一日三餐操心。家里基本上没有存货，从米面店买来的面条，还有馄饨皮，都只够吃一顿。有时候，她会打发孩子出去买一小把葱，或者到酱油店打一两分钱的酱油，好在买这些东西很方便，一出门就有热闹的集市。她会用煤粉和水调和，做成煤饼，晾干。早上，在屋里烧起炉子，房间里就热乎了，这时，炉子上的茶水也烧好了。黄家姆妈把自制的煤饼压在炉口，明火就被压了下去，但炉火一直不会灭。到了烧晚饭的时候，一打开，又可以用了。这种取暖的方法，也让托马斯的阁楼一整天都暖洋洋的。不过，他也知道，阁楼上只有一扇老虎窗，到了盛夏就难熬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在他的心里，总是惦着宋玉花。她藏在他的心中，无人知晓，就像一间密室，只等待着他来开启。白天，当她占据了他的时候，她无处不在，小巷里，女人的欢笑中有她的声音，空气中，飘荡的香味里有她的芬芳。他任由自己和过去的时光若即若离，就像他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

可是，他答应过她，他会为她活着。当夏天的溽热和湿气越来越重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虚弱不堪，他强撑身体，起来去接受再一次的面试机会。现在，连这样的面试机会都越来越少了，他对找工作这件事渐渐失去了信心。他去面试的那家夜总会，在老城厢一个破败不堪的楼房里，这家夜总会白天不开门，到了晚上，就演奏一些时下流行的淫歌艳曲。这种歌曲，在当地流行歌曲的基础上，揉入了老派爵士歌曲的唱法，以美国管弦乐队带来的舞曲形式表现出来。它们是一种奇怪的混合体，歌词是中文的，曲调在原版基础上又做了一些改动，幸好有乐谱，不然他一曲都不会弹。那天，他的读谱能力再一次发挥了作用，这些曲子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太容易了，终于，他被录用了。以前，巴克.克莱顿曾经跟他提起过这类歌曲，当时他没有在意，不承想有一天会和它们打交道。

这家俱乐部叫夏莲坊，拿到第一个礼拜的薪水后，他立刻就去找徐先生。徐先生还住在原来的亭子间里，房间里还是到处堆满了手抄的乐谱。托马斯请他把俱乐部里演唱的歌曲曲谱都记下来，徐先生愉快地答应了。

搁在以前，这种俱乐部，托马斯根本不屑于进去。一到晚上，里面都是妓女和嫖客，嫖客们清一色都是中国男人，而妓女却是什么肤色的都有。她们中有俄国人，有法国人，有乌克兰人，有从南美洲来的，也有披着长长黑发的印度女人。她们中甚至还有一个阿拉伯女人，终日披着黑头巾，他不知道这只是她在俱乐部里的打扮，还是她平时的装束。因为，在这里，戴着面具出现的人实在太多了。

整个一九三八年的夏天，托马斯担任着这家俱乐部的乐队领班。他的手下，有五位中国乐手，还有一位妖娆的歌女。歌女往台上一站，一唱就是一晚上，她的腰肢细细的不盈一握，唱到动情处，上身往前倾，托马斯担心她的腰肢会折断。唱起哀怨的歌，她的身子轻轻地摇晃，随着调子摆动。她窄臀削胸，像个没发育好的小孩子，唱歌的时候，她就一边咏叹，一边扭着她小小的屁股。走进这家俱乐部的男人，在昏暗的灯光下坐进雅座，听着哀怨风骚的歌曲，他们的手伸到了女伴的裙子下面。这些眼神空洞的女人，无精打采地靠在男人身上，除非男人出手够阔绰，她们才会发出一点欢声。这些男人是他的听众，是他为之表演的对象。虽然在这里，他们和妓女没心没肺地调情打骂，他知道，其实，他们的生活，也不容易，只是就着夜色，在这里荒唐一把罢了。

九月的一个夜晚，风情万种的歌女正在唱着《桃花朵朵红》，这是时下流行的一首歌，被张帆唱红后，是各个俱乐部里的必点金曲。唱到高音部时，歌女都快接不上气了，这时，伴随着一阵踢门的咚咚声，舞厅里突然一片混乱，托马斯只听得一片尖厉而惊惶的叫声，音乐一下子被打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