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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一：永历六年（1652年，顺治九年）正月。在贵州穷僻的安隆千户所，南明的永历皇帝，瑟瑟发抖，坐在茅草房“皇宫”里面一张藤椅上，愁眉苦脸地“上朝听政”。泥地上面站着的文武臣子，服色不一，总共加起来才四五十人，个个垂头丧气。
情景二：同一时间，贵州省会贵阳城中，永历帝手下的“秦王”孙可望，安居于壮丽宏伟的王府之中。他不仅锦衣玉食贵拟帝王，还自设有内阁、六部、科道等官员，完完全全是个成型的小朝廷，甚至王宫中还有“太庙”（庙里有三位“庙王”，当中是朱元璋，左为大西“皇帝”张献忠，右为孙可望的爷爷）。身着王爷服饰的孙可望称孤道寡，满面红光。
相比于汉末曹操得汉献帝，孙可望牛逼得多。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汉献帝名义上还有一套行政班子。孙可望更干脆，他自己私设一套班底，永历帝的班底倒成为草台班子。皇帝成为囚笼中的凤凰，栖于僻远蛮荒，而这位孙王爷，却高居大城的“九重”王府。
<h3>无聊而较真的“原则”问题——“一字王”还是“二字王”</h3>
孙可望原名孙可旺，是陕西米脂人，无赖子弟，年青时代跟从张献忠作贼，由于他狡黠多智，为大魔头所喜，收为养子，改名张可望。
张献忠只有四个养子，老大孙可望，老二李定国，老三艾能奇，老四刘文秀。当然，张献忠时代，这四个人都姓“张”。
大贼头张献忠在四川被清军射死后，军众溃散，张可望保有四万多人，一路冲荡，由四川而贵州，由贵州而云南，最终借沙定洲之乱，占据了云南地区和贵州大部。此时，孙可旺自以为原有名不雅，改名为“可望”。这种改法，很似把“得财”改为“德才”，稍一改动，气象大异。
进入云南后，孙可望为首，称“平东王”，李定国“安西王”，艾能奇“定北王”，刘文秀“抚南王”，至此，大家都过了王爷的“瘾”。
南明的四川巡按钱邦芑率人收复四川大部后，有人劝说，表示孙可望入据云南，可以招徕。当时就有人立刻反对：“孙可望乃张献忠余孽，狼子野心，恐不为我用。”钱邦芑很有远见，他认为孙可望在云南完全一改张献忠作法，不妄杀人民，行事大有纪律，应该争取。于是，钱大人亲自修书，派人持往云南招引孙可望为明朝效力。
此举，大出孙可望意料，他喜出望外，对来人讲：“朝廷文官，从来与我辈为仇，绝不相通。今遣使来问，我怎能不高兴！不过，我们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