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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翻白眼。
一九九三年，那个纤弱单薄老躲在灰色中山装背后的诗人顾城死了。他还杀死了他的妻子。我在陪陈映真、李君强逛夜市的时候，在地摊上看到顾城的《英儿》，每本五块钱。我买了一本，翻了几页，随手扔进路边的垃圾筒。我为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一丝脆弱感到诧异。很快，这诧异也被我忘掉了。我的目光甚至也没有在禹作敏入狱事件上多作停留，直接落在两个关键词上，一是宏观调控；二是修宪。前者意味着银根缩紧，许多基建项目要下马，极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多诺米骨牌效应。直接关系到交通局正在进行中的诸多工程。后者说明了中央的决心，这经济改革是不会像九零年初再走回头路天天喊反对和平演变了。改革已纳入“市场经济”这条轨道，那种敢打敢冲的草莽英雄恐怕再难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两条轨道的碰撞中找到生存空间。
我在交通局推行了一系列温和的改革，具体措施就不谈了。总之，既要高举改革这面旗帜，并通过改革为自己的那个关系网注入更多的能量，同时保持跟整个官僚阶层在当下的道德标准与利益取舍保持一致。这很难，如履薄冰。但是值得的。我已在冰面上行走，整天还开着一辆奥迪，而那数万万人还在冰下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苦苦挣扎。只是那时已完全沦落为“政治人”的我已再也看不见他们的身影，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以交通局局长为跳板，跳上一个更大的舞台。我已忘了我做官的初衷。做官本身成了目的。不仅我是这样的，陈映真也差不多，不知从哪天开始，陈映真的主要精力十有七八是放在家庭上，放在我与李君强身上。我的发型、服饰，以及前几年累出来的胃溃疡都是她每天关心的话题。我得说，我们在路上偶遇上乞丐时，会施舍上一点钱，但我再也不会像遇上陈映真时那样，省下自己的午餐，并且弯下腰，放下馒头。
今天的我，不断反思自己的这种转变。我无意替自己澄清什么。我只想弄清自己的这一生。在进党校之前，我是一种人；进党校之后，我是另一种人。是党校改变了我吗？不是的。是我改变了自己。一个人的思想绝对受社会环境所左右。生活是一个黑洞，若想不被它吞噬，除非内心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隐于朝，隐于市，隐于野，还得被视为怪人、奇人。尤其是官场，它有特别的话语系统，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把人改变成两种生物，对上是狗；对下是狼。且只是这两种生物。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大家都对官场的元规则、潜规则心照不宣，并不需要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