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检察长克里斯蒂安·克里人在华盛顿特区，但是掌握着所有这些刺杀游戏的文件资料。正是贾特尼和科尔活动的照片和内参报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特地在报告上注明，要安排一个任务组，跟踪调查大卫·贾特尼和克莱德·科尔两人的生活。
复活节前那个星期五，两个心事重重的年轻人开车从麻省理工到纽约，然后将一个小行李箱寄放在港口管理大厦一个带锁的寄存柜内。醉醺醺的流浪汉、贼眉鼠眼的皮条客，还有成群的妓女都挤在底层大厅里，二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从人群中穿过，以免招惹上谁。他们两个都是神童，二十岁年纪已经被聘为物理学助理教授，还是大学里某个前沿科研项目的课题组成员。那个小行李箱中放的是一枚他们自制的微型原子弹，用的材料以及关键的钚都是从实验室偷的。他们用了两年时间才从参加的那个研究项目中把所有的材料一点一点地偷出来，为此他们还伪造了各种实验和报告，以保证这种偷窃行为不被发现。
亚当·格莱斯和亨利·提波特两人从十二岁起就被誉为天才。父母在培养他们时给他们灌输了各种人类责任等概念。知识是他们唯一懂得使用的手段。一般人时常会犯一些诸如酗酒、赌博、色情、暴食和嗑药之类的毛病，他们对此全都不屑一顾。
唯一让他们无法自拔的就是清晰头脑所带来的强大力量。他们对社会充满了责任感，而且看透了世间的罪恶。他们知道制造原子武器是错误的，也知道人类的命运正岌岌可危，所以他们决定要尽自己所能，将人类从覆灭的灾难中拯救出来。两个大男生孩子气地讨论了一年，决定给政府点颜色看看。他们想让政府知道，随便什么人，只要发了狂，轻而易举就能对人类施以严惩。他们制造了一颗微型的原子弹，只有半千吨的爆炸力，所以能够安置到任何地方，并以此警告政府。他们觉得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独一无二，无比神圣。其实，有个政府资助的顶尖智库曾经在一份心理研究报告中精确预言了当今这种情况，称其为“原子时代下人类面临的潜在危险”。当然，两个天才对此一无所知。
亚当和亨利还在纽约的时候，就已经把警告信寄给了《纽约时报》，信中解释了他们的动机，并要求报社先刊登这封信，然后再向政府报告。编写这封警告信可是费了他们不少工夫，不仅是因为要字斟句酌，以避免任何带有恶意的字眼；更麻烦的是，每个字母和单词都是他们用剪子从旧报纸上剪下来，再拼凑黏贴在空白信纸上的。
原子弹要到下个周四才会爆炸，那时这封信应该已经到了政府部门的手中，而这枚炸弹肯定已经被找到了。他们的目的只是要给世界的当权者们一个警告而已。
受难日，罗马。特丽莎·凯瑟琳·肯尼迪，也就是当今美国总统的女儿，已经做好准备，要结束自我放逐的欧洲之旅，回到白宫和父亲一起住。
特勤局安保卫队已经对她的行程作了周密的安排，并按照她的要求，预订了复活节从罗马飞往纽约的航班。
特丽莎·肯尼迪二十三岁，一直在欧洲攻读哲学。她就读于巴黎索邦大学，然后进入罗马一所学校。在罗马，她刚刚和一名思想极端的意大利学生正式结束了一段恋情，这让两人都感到轻松。
她爱自己的父亲，但讨厌他是个总统，因为她不得不因此做个乖女儿，不能公开表达任何与父亲不同的观点。她曾经是社会主义的信徒，现在又极力提倡“所有男人皆兄弟，所有女人皆姊妹”的论调。她是个美国式的女权主义者，坚信经济独立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所以心安理得地使用自己的信托基金，因为这笔基金保证了她的自由。
她拒绝享受一切特权，几乎从来不去白宫看望父亲，这种做法有点怪异，不过也属人之常情。或许潜意识里，她一直觉得母亲去世都是父亲的错，因为当妻子病入膏肓的时候，他却忙着在政坛上打拼。后来她又想去欧洲流浪，但是法律规定她必须受到特勤局的保护，因为她是总统的直系亲属。她曾考虑签署协议放弃这项安保特权，但是父亲恳求她不要这么做。弗朗西斯·肯尼迪告诉她，如果她出点什么事，他肯定会受不了的。
她的安保卫队由二十人组成，一天三班倒，二十四小时保护她的安全。无论她是去饭店吃饭，还是跟男朋友一起看电影，他们都形影不离。他们在她住的同一栋楼上租了间公寓，街上还停着一辆指挥车。她从来没有机会一个人待着，而且每日都要把当天的行程安排报告给卫队长。
那些安保队员简直就是群双头怪物，一个头是仆人脸，另一个头是主人脸。他们安插了先进的电子设备，如果特丽莎带个男性朋友来公寓里过夜，他们就能清楚地听到两人在床上欢愉的呻吟声。而且他们很可怕——行动的时候，他们就像一群狼，无声地移动，警觉地侧着头，好像要捕捉风中的可疑气味，其实他们不过是竖起了耳朵，在收听耳机中传来的指令。
特丽莎已经拒绝了“贴身护卫”，就是每时每刻都在身边的那种保镖。她自己开车，不让卫队租住她隔壁的公寓，也不让他们在大街上紧跟在自己身边。她坚持只接受“周边保安”的形式，安保队员在她身边不远不近地跟着就行。她就像是一座大花园，保安卫队则是花园外围的一圈高墙，这样她还留有一定的个人生活空间。有些时候，这样的安排也会造成尴尬。有一天她逛商店，需要几枚硬币打个电话。她记得有个安保队员就跟在身边佯装逛街，所以她径直走到那个男的身边，说：“给我一枚25分硬币好吗？”那个人吓了一跳，疑惑不解地看着她，她这才意识到自己认错了人，这个人并不是她的保镖。她忍不住大笑起来，赶紧道歉。那个人也忍俊不禁，递给她一枚硬币，开玩笑道：“愿意为肯尼迪家的人效劳。”
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特丽莎·肯尼迪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世上大多数的都是“好人”，她自己也是。她为了争取自由而参加游行，为支持正义而畅所欲言，反对不公。她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做到光明坦荡。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零用钱捐给了美国的印第安土著。
身为美国总统的女儿，当特丽莎站出来为支持堕胎而大声呼吁时，当她的名字醒目地出现在极端和左翼组织的名单上时，她总是感到很不自在，并因此饱受媒体的攻击和反对党的羞辱。
她很单纯，在爱情上更是坚信平等和坦率。她喜欢彼此毫无保留，讨厌一切欺骗伎俩。
在国外的这些年也发生过一些事情，足以让她吸取一些宝贵的教训。在巴黎，一群住在桥下的流浪汉差点就强奸了她，当时她正在城里闲逛，想要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在罗马，当她掏钱给两个乞丐时，钱包几乎被他们抢去。幸亏有机警的特勤保镖及时出手，这两次她都是有惊无险而已。不过，她对这些事没记性，仍然坚信“人性本善”，相信所有人灵魂深处都有一颗永远鲜活的善良种子，所有的人都能获得救赎。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她当然知道男权对女性的压迫，但是，男人在他们的世界中到底使用了多么残酷的力量，这一点她其实并不全懂。她完全想不到人们是怎样以最卑鄙、最残忍的方式相互背叛的。
保安卫队的队长已经颇有些年龄了，只能护卫美国政府中像特丽莎这个级别的人员。特丽莎的单纯令他既震惊又担忧，所以他很想教育教育她。他讲了几件骇人听闻的案子，都来自他多年的保安经历。保护特丽莎已经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份工作，所以他讲话比较直接，不像以往那么含蓄。
“你太年轻了，还不了解这个世界，”他说，“你这样的身份，一定得万分小心。你总是觉得你对别人好，别人就一定会对你好。”就在前一天，还刚刚出了事：有个男人作势要搭她的车，她同意了，结果那人一上车就理直气壮地开始动手动脚。保安队长立即下令行动，保安队员开的两辆车将特丽莎的车逼到路边停下，这时那个搭车者已经摸上了特丽莎的大腿。
“我来告诉你一个故事吧，”队长娓娓道来，“我曾经为政府公职人员中最聪明、最善良的一个人工作过，全是秘密行动。只有过一次，他的脑筋不够使了，上了一个坏家伙的当，任由那家伙处置。那个恶棍坏透了，本来是要干掉我老板的。结果那一次他不知道怎么想的，竟然放了我的老板，还说‘你欠我一条命，给我记清楚’。后来，我们用了半年时间追踪这个家伙，终于盯死了他。我的老板干脆利索地把他干掉了，根本没给他投降或者做双面间谍的机会。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自己跟我解释过。他说这个恶棍曾经有通天的权力，让这个人活着是非常危险的。他还说虽然那个恶棍曾经饶过他一命，但是他一点都不感激，因为他知道这种偶然的慈悲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罢了，而你绝不能指望下一次他还能这样心血来潮。”不过队长并没有告诉特丽莎他当年这位老板的名字——克里斯蒂安·克里。
弗朗西斯·埃克萨威尔·肯尼迪能够当上总统，可以说是美国政坛上的一个奇迹。当选之前，他刚刚只做过一届参议员，但就因为他是肯尼迪家的人，加上风度翩翩、才华出众，才神奇地坐上这个位子。
说起来，他算是一九六三年遇刺的那位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侄子”，但是相对于仍然活跃在美国政坛的肯尼迪家族其他成员来说，却似乎是个圈外人。实际上，在这个根深叶茂的大家族中，他是众多堂兄弟中唯一一个继承了两位著名的叔叔——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个人魅力的侄子。
弗朗西斯·肯尼迪曾经是法学界的天才少年，二十八岁就被聘为哈佛大学的教授。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法律事务所，并积极而广泛地投入到政府和私人公司的自由改革运动中。他的事务所并未发大财，反正他家世显赫，也不在乎钱，但是他却因此而在国内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他到处奔走，为少数民族争取权益，为穷人争取福利。总之，他一直在为弱势群体说话。
肯尼迪在总统大选中将全国的民众都调动了起来。他曾公开表示，要为美国人民重写一份新的“社会契约”。到底是什么才能使文明延续？他问大家。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政府必须保证人民生活安定、经济富足；必须保证所有公民都有权利、有办法追寻个人梦想中的幸福生活。这样，也只有这样，人民才愿意遵守法律，令文明延续。肯尼迪还提出，美国社会中的主要问题都不应由国会、最高法院或者总统来决定，而是要由全民公决来解决，而这也正是神圣的社会契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还允诺要扫除犯罪，消灭贫困，因为贫困既是犯罪的根源，也是犯罪的形式。他允诺要通过各州财政拨款和社会保障系统来实现全民医保，这样才能让那些工人百姓安度晚年。
为了证明他实现这些理想的坚定信念，同时也消除人们对于他个人财富的疑虑，他在电视访谈上宣称，要把四千万美元的个人资产捐给美国财政部。这次捐赠的法律程序变成了公开的仪式，在全国每家电视台的新闻上播出。弗朗西斯·肯尼迪的伟大形象令每一位参加选举的公民都难以忘怀。
他乘飞机去过全国各大城市，坐车到达每一个小城镇。夫人和女儿一路跟着他，家人的风采让肯尼迪的形象熠熠生辉，彻底征服了公众的心。他与时任的共和党总统进行了三次辩论，大获全胜。他的智慧、学识和青春活力彻底击败了对手。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内就获得了民众的热爱，这在各届总统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他简直战无不胜，但是造化弄人，他的总统就职典礼尚未举行，夫人便因为癌症离他而去。
弗朗西斯·埃克萨威尔·肯尼迪强忍心中哀痛，开始实行上任之后的第一步改革措施。竞选期间，为了能获得选民的认同，他提前任命了自己的个人班底，这在政治上是非常冒险的一招。他任命黑人激进分子奥德布拉德·格雷为联络官，就内政事务与国会协调。他还挑了一位女士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甚至决定她同时也是自己竞选班底的一分子。其他的提名则中规中矩，而就是这样的班底，帮助他修改了社会保障法，让所有的工人退休后都能衣食无忧。他旗开得胜，不过新法律施行后需要美国商业巨头们纳更多的税，这些大亨立即成了肯尼迪的死敌。
首战告捷之后，肯尼迪却似乎失去了前进的动力。他提出让公众就主要问题进行全民公决的提案，但是遭到了国会的否决，还有全民医保的提案也未能幸免。面对国会竖起的高墙，肯尼迪自己逐渐失去了力气。尽管肯尼迪和他的白宫幕僚几乎拼尽全力，他们还是有越来越多的方案遭到了国会的否决。
现在到了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他和国会之间的拉锯战就要以失败告终，这让他心中充满愤怒，甚至感到绝望。他知道自己致力于正义的事业，自己的做法都是正确的，而且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也知道他的一切行动都是让美国长治久安的最佳良策。但是目前，他似乎感到，和政治中的勾心斗角相比，什么知识、道德，都不值一提。
肯尼迪总统等每一位高级幕僚手中都有了茶，才开口说话。
“我不准备竞选连任了。”他不急不缓地说。他看了看副总统，接着道：“海伦，我希望你能做好准备，竞选总统。”
房间里霎时鸦雀无声，但是海伦·杜·普雷向他微微一笑。微笑，是她征战政坛的有力武器，对于这个房间里的所有男人，该武器同样好使。她说：“弗朗西斯，我认为你应该和整个班底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经过仔细研究，再来决定是否退出竞选。告辞之前，让我再说两句。我知道这段时间你非常沮丧，但是，就算是我当选总统，也不会干得比你好。我看你需要更耐心一些，你的第二届任期会更有建树。”
肯尼迪总统有些不耐烦：“海伦，美国总统都是第一届任期的成就比第二届更大，这一点你我都很清楚。”
“大多数情况下的确如此，”海伦·杜·普雷说，“但是到了第二届，或许众议院的议员就不一样了呢？从我个人的利益来说，如果我能做两届副总统，肯定比只做一届地位更加稳固。而且，如果您不是只干一届就被自己的民主党国会给赶下台去，而是一位连任的总统，那么您给我的支持也会更有力。”
她拿起备忘录资料准备离开。弗朗西斯·肯尼迪道：“你其实待在这里就可以。”
杜·普雷又向屋里每个人露出了招牌式的甜美微笑：“我不在，您的幕僚说话肯定更自在。”说着，她走出了黄色椭圆办公室。
肯尼迪周围的四个人始终沉默着。他们是他最信任的幕僚，肯尼迪以个人名义任命了他们几个，他们也只对他个人负责。总统就像是神话中长相奇怪的独眼巨人，生了一个脑袋和四条手臂，几位高参就是他的左膀右臂，同时也是他最好的朋友。自从肯尼迪的夫人去世之后，他们又变成他最亲近的家人。
杜·普雷关上了身后的门。办公室里的男士们开始打开各自的备忘录资料，并伸手去拿桌上的茶和三明治，房间里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海伦可能是整个行政部门最聪明的人。”总统的幕僚长尤金·戴兹随口说道。
肯尼迪冲戴兹笑了笑，这个家伙一贯对漂亮女人没有什么抵抗力。“你有什么想法，尤？”他问，“你觉得我应该多些耐心，竞选连任吗？”
十年前，尤金·戴兹还是一家大型计算机公司的老板，那个时候弗朗西斯·肯尼迪才初涉政治。尤金·戴兹本人简直就是一台精密计算机，干掉了不少竞争对手。但是他出身贫穷，因此他坚持正义的理念更多出于实际需要而不是什么浪漫的理想。他渐渐意识到，美国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把持了太多的权力，长远来说，这会毁掉真正的民主。所以，当弗朗西斯·肯尼迪高举实现真正的社会民主这面大旗进入政坛时，戴兹为他募集了竞选资金，最终帮助肯尼迪登上总统之位。
尤金身材高大，平易近人。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当某些人的重要愿望和特殊诉求被总统拒绝时，他能避免这些人与总统结仇。戴兹低头看着手中的材料，他的头有些谢顶，胖墩墩的身体把剪裁精良的外套背部绷得紧紧的。“为什么不竞选？”他语气轻松，“你只要随便混混就好。让国会来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一切都是老样子罢了。不过外交事务除外，这方面你还能找到些乐趣，说不定还真能做点好事呢。
“事情得这么看，我们的军队人数只达到应有人数的一半，因为我们把孩子们教育得太聪明，结果他们都不爱国了；我们有技术，但是没人愿意购买我们的产品，想要维持收支平衡是没戏了，政府迟早要破产。你就干脆竞选连任，放松一下，舒舒服服地过上四年。再怎么说，这份工作可不坏，你还能随便花钱。”戴兹笑了笑，挥挥手，意思是自己不过开个玩笑。
肯尼迪身边四位幕僚虽然表面上满不在乎，但是都盯着肯尼迪看。没人觉得戴兹的态度有什么不敬，他开玩笑的说话方式也是肯尼迪过去三年里一直鼓励的。
国家安全顾问阿瑟·威克斯是个彪形大汉，那张脸一看就是大城市来的——混血儿，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意大利人——他也能抖搂一些粗俗的俏皮话，不过对于肯尼迪和总统办公室，他还多少有一些敬畏。
威克斯十年前认识了肯尼迪，当时肯尼迪第一次竞选议员，他则是东海岸的自由派，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伦理和政治学教授。他身家丰厚，却视金钱如粪土。两人在思想学识上惺惺相惜，因而渐渐成为朋友。肯尼迪觉得阿瑟·威克斯是他见过的人当中最博学多才的，而威克斯则认为肯尼迪是政治圈子里道德最高尚的。这样的关系基础并不会——也不可能——让两人成为密友，但是足以让他们互相信任。
威克斯觉得，国家安全顾问的职责要求他说话不能像别人那么随便。“尤可能觉得他在开玩笑。”他朝戴兹做了个手势，“但是您确实能为我国的外交政策作出宝贵贡献。我们的影响力超出欧亚国家的理解，我觉得您竞选连任势在必行。无论如何，美国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权力堪比国王。”他平静的语气充满了说服力，有着纽约人特有的低沉。
肯尼迪转向他左边的一人，奥德布拉德·格雷，肯尼迪叫他“奥托”。他是肯尼迪班底中最年轻的一位，大学毕业刚刚十年。他以黑人左翼运动起家，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并获得过罗德奖学金。他个子高挑，仪表堂堂，大学时期就是聪慧的学者和一流的演说家。当年肯尼迪一眼看中了他，这个貌似政治煽动者的年轻人，实际上对人谦恭有礼，深谙处世之道，不必使出威逼胁迫的手段也能让人乖乖听话。在纽约一次剑拔弩张的活动中，肯尼迪获得了格雷的崇敬和信任。那一次，肯尼迪以他高超的法律技巧、过人的智慧、翩翩的风度以及不带种族偏见的公正方式成功地平息了事态，从而赢得了冲突双方同样的尊敬。
从那以后，奥德布拉德·格雷就开始助力肯尼迪的政治生涯，并且竭力主张他竞选总统。肯尼迪招他进入班底，担任与国会沟通的联络官，负责推进总统提案的实施。格雷青春活力的理想主义激情和他与生俱来的政治天分经常发生冲突。很自然，理想主义多少处于下风，因为他对于政府怎样运作、何处施加影响力、何时该发挥捐助资金的威力、何时避重就轻、何时体面让步等等这一切都知道得太清楚了。
“奥托，”肯尼迪说，“说说你的想法。”
“辞职吧，”格雷道，“正好你现在事事不顺。”肯尼迪微微一笑，其他人都大笑起来。格雷接着说道：“咱们有话直说吧，我同意戴兹的建议。国会在你头上拉屎，媒体也捅你刀子，政治说客和大企业主把你的方案捂烂在手里，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又觉得你背叛了他们。这个国家就像是一辆该死的凯迪拉克，你是司机，可是车上连动力转向装置都没有。你还想再来四年，让这个国家每个该死的疯子都有机会踹你一脚，把你踢下台吗？要我说，咱们大家都他妈的别干了。”
肯尼迪似乎开心了起来，脸上英俊的线条绽开成满面笑容，那双深邃纯净的蓝眼睛闪闪发光。“真有意思，”他道，“不过接下来我们说认真的。”他知道手下这几个人刚才都在使激将法，为的就是刺激他能竞选连任。他们都不想离开这个权力中心，离开首都，离开白宫。就算雄狮失去了利爪，也总好过连雄狮都做不成。
“你们都想让我再度竞选，”肯尼迪说，“可是就算连任又能干什么？”
奥托·格雷道：“太对了，我们就是想让你连任。当初可是你求着我加入总统班底的，说这样才能帮助我们的人民。我那个时候信任你，现在也一样。我们确实有所建树，而且我们还能做得更多。我们的路还很长，现在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只有你才能改变这一切。你得为此奋斗，不能放弃。”
肯尼迪问道：“可是我到底怎么才能获胜呢？国会实际上就是由苏格拉底俱乐部那帮家伙把持着。”
格雷看着他的老板，脸上浮现出只有他这样的年轻人才会有的激情和力量：“我们不能这样想。你看，我们过去曾经克服过各种各样的困难，我们还能再赢一次。再说，就算我们不能获选，难道连试都不试吗？”
房间里一时安静下来，因为大家似乎都意识到还有一个人没说话，而这个人对弗朗西斯·肯尼迪的影响力最大，他就是克里斯蒂安·克里。所有的目光现在都投向克里。
克里虽然和肯尼迪是好朋友，但是仍保持着对总统的一份敬意。肯尼迪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克里这么尊敬他，因为他内心一直充满对暗杀的恐惧，而克里则十分看重勇敢无畏的品质。当时就是克里斯蒂安请求弗朗西斯参加总统竞选，并且还承诺如果能够任职总检察长，并兼任联邦调查局和特勤局的局长，那么总统的人身安全就由他全权负责。所以现在，美国的国家安全部门实际上由他一手掌控，但是肯尼迪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作为和国会的交易，他不得不按照他们的要求任命了两名最高法院的法官，以及驻英国大使。
肯尼迪也盯着克里斯蒂安·克里看，终于，克里开口道：“你知道这个国家的老百姓最关心什么问题吗？他们压根就不在乎外交政策这类玩意，也不在乎什么经济学概念，更不关心全球变暖，就算地球晒成葡萄干，他们也无所谓。他们关心的是夜里走在大城小镇的街道上，总是害怕遭抢劫；晚上睡在床上，总是担心有坏人破门而入，谋财害命。
“我们现在就处在一种无政府状态。按照社会契约，政府应该保护全国每一位公民的安全，但是政府没有能够履行职责。女人害怕被强奸，男人担心遭谋杀。现在的人都堕落到泥坑里了，比畜生还不如。有钱人夺走底层大众的每一个子儿，而犯罪分子干脆要了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命。而你，弗朗西斯，就是唯一能带领我们走出泥沼的人。我相信你，相信你能拯救这个国家。我也就是因为这个才跟着你干，而你现在却要抛下我们大家不管了。”克里顿了顿，“你得再努一把力，弗朗西斯，不过是又一个四年嘛。”
肯尼迪总统深受触动。他明白，这四个人仍然信任他。他心里也明白，其实自己也是有意引导他们说出了刚才那番话，引导他们重申对他的信任，引导他们担负起与总统相同的责任。他朝他们笑笑，从心底里感到欣慰。
“我要仔细考虑考虑。”他说。
众人明白这句话就表示会议结束了，因此纷纷告辞离开，只有克里斯蒂安·克里没有走。
“特丽莎过节回家吗？”他随口问。
肯尼迪耸耸肩：“她在罗马又找了个男朋友。复活节假期她要坐飞机回来，跟以前一样，她特别说明她根本不在乎这些宗教节日。”
克里斯蒂安道：“我挺高兴，她总算是要离开欧洲了，在那儿我很难保护她。她还觉得在欧洲就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反正国内不会报道。”他顿了一会儿，又说，“如果你真竞选连任，你就得让她离你远远的，或者干脆和她断绝关系。”
“这可不行。如果真得参选，我还需要极端女权主义者的选票呢。”
克里斯蒂安大笑起来。“好啊，”他说，“现在说说先知的生日宴会吧，他可是一直盼着呢。”
“别急，”肯尼迪说，“我会让他尽兴的。我的老天，都一百岁了，他竟然还盼着过生日。”
“他过去是个了不起的人，现在还是。”克里斯蒂安道。
肯尼迪看了他一眼，目光尖利：“你以前一直都崇拜他，我可不像你。他也有缺点，也犯过错误。”
“没错，”克里斯蒂安说，“不过他是我见过的人里面，将自己的生活掌控得最牢的人。他给我的指导和建议也改变了我的人生。”克里斯蒂安又停了一下，“我今晚要和他共进晚餐，所以我可以告诉他生日宴会已经万事俱备了吧？”
肯尼迪干巴巴地笑了笑：“告诉他吧，没问题。”
这天晚上，肯尼迪在椭圆办公室签了几份文件，然后坐在办公桌边，注视着窗外。他能看见白宫院子四周的大门，都是黑色的铁门，顶端缠绕着白色的电网。跟往常一样，一靠近街道或人群，他就浑身不自在，尽管他也知道暗杀之类的事情不过是自己的想象罢了，因为对他的保护简直到了天衣无缝的地步：白宫周围有七道防护；方圆两英里之内，每一栋楼里都有一支安保卫队，监视楼顶和各个房间；所有通往白宫的街道上都有岗哨，而且警卫身上都藏着速射手枪和重型武器。每天早上，成百上千参观白宫的旅游者都要在底层大厅接受特勤局卫队十分严格的安检，这些特工一直在大厅里溜达，偶尔还跟游客寒暄两句，但是他们的眼睛一直保持警觉。白宫里凡是没有绳子围着、允许游客进入的部分，每一寸空间都在摄像头的监控之下，而且还有特殊的录音设备，可以捕捉到所有的窃窃私语。武装警卫在每个走廊的拐角都有一张特制的计算机工作台，关键时刻就可以用作路障。在白宫向公众开放的时间里，肯尼迪一般待在四楼，那是专门为他修建的，用作他的生活区。生活区的地板、墙壁和天花板都是特别加固过的。
弗朗西斯·肯尼迪很少使用这间著名的椭圆办公室，只有在特殊的仪式上签署官方文件的时候才来这儿。此刻，他放松身心，正在享受难得独处的几分钟。他从办公桌上的雪茄盒中抽出一根细长的古巴雪茄，体会着原块烟叶给手指间带来的油质。他切掉末端，小心地点上，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来，透过防弹玻璃窗看着外面。
他仿佛看见自己还是个孩子，远远地，从白色的岗哨那边穿过宽广的草坪，然后跑向自己的杰克叔叔和罗伯特叔叔。他多么爱戴这两位叔叔啊。杰克叔叔风度翩翩，童心未泯，却又如此有力量，让他觉得一个孩子也有指点江山的希望；罗伯特叔叔呢，那么严肃，那么热忱，却又彬彬有礼，妙趣横生。这时，弗朗西斯·肯尼迪突然想到，我们当时叫他鲍比叔叔，不是罗伯特，要不就是有时候叫他罗伯特？他记不清了。
但是他的确记得四十年前的那一天，就是在同样一片草坪上，他跑向两位叔叔，他们每人抓住他一条胳膊，他就双脚离地，被一路吊着一直走到白宫。
现在他也跟他们一样身居高位了，当年令童年的他敬畏的权力，现在就握在他手中。回忆总是带来诸多伤痛、美好、失落，还有诸多遗憾。当年致使两位叔叔遇刺的东西，正是他现在考虑放弃的。
弗朗西斯·埃克萨威尔·肯尼迪没有料到，就在受难日这一天，所有一切都将因为罗马两个籍籍无名的革命者而改变。